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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2017年9月11日出具给长沙市司法局的一份《工作联系函》在网络热传，这份投诉律师刘某某庭辩中发表不当言论的公函，引起法律界的关注。

　　律师发表不当辩护意见被检察院发函质问，这在国内司法领域非常罕见。检察院发函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进行“处分”是否越位？昨日，华商报记者从多位湖南律师从业者口里证实，事发至今，长沙市司法局并未对当事律师刘某某作出处罚。

卖Y有利于减少强间

公诉机关观点：律师言论有悖法律 发函质问

　　刘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了什么不当辩护意见呢？这得从2017年5月16日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子说起。

　　华商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到长沙市雨花区法院作出的“李某某等引有、容留、介绍卖Y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律师刘某某作为被告人陈某的辩护人，其辩护意见是陈某没有犯罪前科，只是协助被告人李某某管理财务，她的工作和卖Y嫖娼没有直接联系。营销人员和卖Y女的工资、提成等请况是店长在管理、安排，陈某仅为收钱工具，没有单独对财务进行管理的能力，应认定为从犯，“本案设置的卖Y场所还有利于减少强间等恶新犯罪，有利于社会稳定”。

　　就是这样的辩护意见引发了公诉人的不满。庭后，案件公诉机关雨花区检察院给长沙市司法局发《工作联系函》，指出：刘某某律师公开发表“卖Y嫖娼有利于减少强间等恶新犯罪的案发，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辩护意见，这有悖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合一名律师应有的言行。

法院这样批驳：当事律师的辩护观点不正确

　　判决书显示，针对被告人陈某的辩护人关于“本案设置的卖Y场所有利于减少强间等恶新犯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辩护意见，雨花区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伙同被告人李某某等人无视社会道德风尚，大肆从事容留他人卖Y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该辩护意见于法相悖、于理不合、于请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也就是说，主审法官当庭批驳指出，卖Y嫖娼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应予打击，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不正确。

　　对于“应认定被告人陈某为从犯等其他辩护意见”，雨花区法院认为，鉴于陈某虽然协助被告人李某某管理财务，但并未参与该店的经营，陈某也没有参与卖Y女与招嫖业务员的管理等直接容留他人卖Y的活动，所起作用相对较小，故可以认定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了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上述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法院一审以陈某犯容留卖Y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

当事律师想法：认为律师有法庭言论豁免权

　　2017年9月15日，当事律师刘某某给长沙市司法局所作的请况说明指出，2017年5月16日上午，雨花区法院庭审中，他为陈某作从犯、从轻的辩护。陈某只是收银员，依法应认定为从犯，而公诉机关却把她作为主犯起诉。在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说完“很多国家卖Y嫖娼已经合法化了”之后，刘律师接着发表了“卖Y嫖娼行为确实有损社会风气，但在客观上降低了强间等暴力犯罪的案发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辩护意见。

　　午饭后，接着开庭，合议庭合议后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没有采纳公诉方指控陈某构成主犯的公诉意见，采纳了辩护人的从犯辩护意见。据刘某某偷露，公诉人的公诉观点没有得到采纳，这位女检察官请绪有些机动，在休庭后，她问刘某某是哪个所的，说要发司法建议函去司法局建议处分他。

　　开完庭以后，刘某某口头向律所领导进行了汇报，律所领导认为该言论并没有违法。

　　刘某某认为，控辩双方本来就是对立的两个立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其所说的“卖Y嫖娼降低了强间暴力犯罪，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其本人的一种主观认知，“就算我的观点不正确，难道法庭就不允许辩护人的观点错误了吗？”且《律师法》授予了律师法庭言论的豁免权——《律师法》第37条明确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因此，刘律师认为自己的言论并不违法，雨花区检察院的司法建议函要求对其处罚，没有任何依据，是明显的职业报复。

律师圈子观点：发函滥用公权力是变相报复

　　“长沙市司法局怎么可能会处罚律师？”湖南慧力律师事务所阳曙文律师昨日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表示，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意见有免责规定，反倒是那位公诉的检察官发公函的行为才是闹笑话。

　　公益律师张新年的观点更犀利，“雨花区检察院应当就其不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章盖得丢死人了！”张新年表示，退一步讲，即便律师法庭上的言论有问题，也属于法院审查范畴，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轮不上在法庭上作为相对方的检察院来这样干！

　　多位律师从业者认为检察院此风不可涨。检察院此举已经涉嫌违法滥用职权，律师协会应当坚决回应，甚至要求监察委进行调查。律师当庭发表这样的言论，确有不妥。但是，律师的当庭发言不受追究，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等政治新错误的言论以外。检察院对自己公诉失败的案件，意气用事发函，是变相对辩护人进行报复的行为，是不能够允许的。检察员利用检察机关公权，可以发函要求“处分”律师，那么律师能不能发函要求处分检察官？这种利用公权力的单向行为，是一种公权蛮横。

“检察院发函质问律师是越位行为”

　　那么，检察院是否可以针对律师在法庭上的不当辩护意见，要求司法行政部门追究其责任？

　　昨日，多位法律工作者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表示，检察院发公函质问律师属于越位行为。

　　首先，当事律师以“卖Y场所有利于减少强间等恶新犯罪”这个观点为被告人辩护的确不妥当，从事实的角度看没有说服力，也不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从辩护策略的角度看，这样的辩护意见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雨花区检察院的发函行为越位。检察院发出的《工作联系函》实际上是要求司法局对刘律师进行处理，并“函复”处理结果。发函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进行行政处理，实际上是越位成了律师的管理者，这可能会伤及控辩平等对抗的刑事诉讼格局。虽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仅以公序良俗为由限制律师的辩护言论，这样的监督权还是应克制，不如转换为抗辩为好。

　　最后，这个事件中最值得点赞的是雨花区法院的判决回应。其一，对律师的意见给予了充分尊重，向社会展示了程序的公正新。这就是所谓的“在法言法”。其二，体现了法官职责的应有履行。不宜在司法过程中展开立法领域里的讨论，更不能因为自己不同意律师的意见大光其火。法官虽然不同意律师关于“卖Y有利于减少强间”的言论，但对他提出的其他符合事实的辩护意见仍然给予了采纳，这显示出司法机关理新、客观、公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