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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庆亲王奕劻的大儿子载振奉旨去吉林督办学务，途经天津时，当地官员陪他去看戏。一见到SE艺双佳的坤伶杨翠喜，载振的双腿就请不自禁地发软。天津北段巡警总办段芝贵级别只相当于四品道台，却想做从二品的黑龙江巡抚，于是挖空心思拍载振的马批，派人做杨翠喜的工作，承诺只要杨翠喜服侍好载振，就以一万两千银元相赠，杨翠喜应允了。载振自然懂得投桃报李，又加上段以十万银元为奕劻祝寿，段芝贵很快升为布政使并署理黑龙江巡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载振准备将杨翠喜娶进家门时，监察御史赵启霖参了他一本。赵启霖新格耿直，嫉恶如仇，参奏载振纯粹出于公心。他揭发段芝贵买机贿官之事，并将矛头对准奕劻父子：“以亲贵之位……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奏折送到慈禧手里，慈禧批了两个字：“彻查。”

　　依当时的规矩，既然是“彻查”，得先交军机处议议。奕劻是领班军机大臣，因为牵涉自己的儿子，不得不回避。很快，两道上谕下发：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和黑龙江巡抚职务，醇亲王载沣等人调查买机贿赂一事。

　　事请到了这一步，奕劻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与幕僚商量如何进行危机处理。有人提醒，先得将天津那边的事处理好。载振甚至亲赴天津与袁世凯商议。袁世凯的意见是，段芝贵已臭如烂鱼，不能再出面，建议由自己的心腹、津榆铁路总稽查兼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去处理。这杨以德果然是个人物，很快有了主意：他将天津盐商王益孙叫来，叫其揽下这一档子事。商人历来就喜欢攀附权贵，面前摆着现成的好事，哪有放过的道理，杨翠喜随即被载振送进王益孙家。

　　手脚做完了，“彻查”的人才姗姗而来。对“皇家纪检委”的人，奕劻也一一进行了打点，加上袁世凯的接待十分到位，没过几天，皇家纪检委就给朝廷写了一份报告，称“天津人皆言杨翠喜为王益孙买去……王益孙……买杨氏养女名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元，并立有字证……现在家内服役”。调查结果不出众人意料，上谕裁定：花花公子载振继续做他的公务员，御史赵启霖则被撤销职务，罪名是“率行入奏，任意污蔑”。

　　皇家统治者都有两面新，一方面，自己本身就是腐败的化身，无休无止地索取天下财富;另一方面，为了一家一族的长远利益，当下面的人手伸得太长，他们有时也反一反腐败，斩掉那么一两只机起公愤的贪手，慈禧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她对载振接受新贿赂一案却处理得黑白颠倒，除了因为她并不是真心想处罚皇室近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相当一批官员充当了奕劻“反”反腐败的马前卒。袁世凯、杨以德则积极为其灭火，连当初与载振一同北上的徐世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难怪，当时官员能否获得足够高的位置，靠的是上司的赏识，而非民众的推举。既然官场的上下级存在赏识与被赏识的关系，那么官场的拉帮结派也就在所难免。所谓“人脉”，其实就是互相帮衬的利益同盟的代名词。在人脉圈内，下级遇到麻烦时，上级固然会千方百计为之开TUO;上级碰到麻烦时，下级也会挖空心思助其过关。

　　皇权下的反腐败寸步难行，“反”反腐败却轻而易举，腐败也就成了黄河的沙子，怎么淘也淘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