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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哲保身虽然安全，但对于那些追求高官厚禄的言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引起帝王的眷顾，捞取政绩和声誉，他们就必须开口谈些实质新的内容。那么，怎么开口呢，开口批谁、批什么事请呢?

　　言官们最保险的，也是最常用的做法，就是“痛打落水狗”。对那些罪恶昭彰、人皆可杀的罪臣叛逆，言官们群起而攻之，唯恐落后。比如魏忠贤当权时，言官们不是曲意奉承，就是缄口不言;等崇祯惩办魏忠贤后，言官们突然“勇敢”起来，前赴后继地弹劾、揭发和痛骂“阉逆”，给魏忠贤罗列了数以十计的罪名。康熙前期，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受贿，却无人揭发;等明珠开始失宠，才有御史纷纷弹劾。同样的请况也发生在和珅身上。翻看古代史，哪个权臣大间不是在“圣眷日减”的下坡路上才遭人弹劾的?

　　痛打落水狗虽然安全，但干的人太多，竞争太机烈，而且显不出个人的眼光和胆魄来。所以，有追求的言官还是要找些其他实事来开口。这就要看言官个人的智慧了。

　　嘉庆初年，满族御史和靖额上奏，揭举一项人事制度不合理。朝廷旧例，满族举人如果连考三科都没有考中进士，可以直接授予低级别的京官。这本是对八旗读书人的照顾。而汉族举人多次考不中进士，则要经过吏部的“大挑”后才能出任州县小官。初看起来，八旗读书人多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但在实践中，满族举人越来越多，而北京各部委衙门的编制是一定的，不可能让所有落第举人都当上，所以大家得排队轮候，造成一些满族举人等了30多年，胡须都等白了还当不上官。和靖额就奏请嘉庆准许满族举人像汉族举人一样参加“大挑”，经过竞争选授县令等职。嘉庆觉得有理，准许了。据记载，“百年弊政，一旦改之，人争颂其德”，此事以皆大欢喜完美收尾。

　　和靖额的同事、汉族御史李仲昭也上奏，揭发长芦盐商造假牟取暴利、勾结朝贵。之前，给事中花杰弹劾过长芦盐政的弊端，还点名道姓说当朝大学士也牵涉其中。结果查无实据，花杰遭到责罚。如今李仲昭旧事重提，引起了嘉庆的重视，让主管盐政的户部处理。户部官员经过调查研究和磋商讨论后，认为李仲昭所言子虚乌有，完全是诬告。而且有盐商反映李仲昭“索贿”。李仲昭断然否认，坚持盐政存在弊端。户部和御史掐了起来，嘉庆决定不了，就让王公大臣们组成专案组，彻底调查长芦盐政。调查的结果是：“个别”长芦盐商的确舞弊。结果，一个叫曾有圻的盐商被处理了，和他有关联的几个低级官员遭到降级或者革职。应该说李仲昭获胜了，不过他在朝廷上下被彻底孤立了，“人咸侧目”，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李仲昭。

　　之后，李仲昭又批评吏部对官员考察不认真，他赴户部点卯(对在编的官吏点到)，杖责了书吏—清朝的胥吏、衙役蛮横得很。结果，户部官员们集体弹劾李仲昭。嘉庆下令将他交给吏部议处。吏部之前受到李仲昭揭发正怀恨在心，上上下下的人都想乘机把他往死里整。尽管有其他刚正的大臣力挺李仲昭：“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但吏部还是决定将李仲昭连降四级。

　　第三个御史叫做继善，是满族人，揭发科举考试中的“翻译”科黑幕。清朝公文档案多以满汉两种语言书写，需要翻译。朝廷举办翻译考试，挑选熟悉满汉双语的青年。在实践中，报名参加翻译考试的都是王公大臣和满族亲贵的子弟，考试过程中冒名顶替、传递纸条等舞弊行为举不胜举。翻译考试沦为了近臣子弟垄断的晋升之阶。继善揭发了种种黑幕，嘉庆下令整肃，翻译考试这才稍微像点考试的样子。清朝对养马的八旗士卒发放补贴，到嘉庆时期，真正养马的人家不到八旗人家的十分之三，却都冒领养马补贴，继善后来升任管理马匹的太仆卿，揭发了这件事请，并在嘉庆的支持下整肃了太仆寺的马政。

　　经过这两件事请后，满族人对继善恨之入骨。等到继善验马那天，满族人密谋把继善堵到哪个小角落里打死他。好在密谋者认错人了，群殴了另外一个官员，差点把那个无辜者给打死，继善因此逃过一劫。

　　三个御史，和靖额、李仲昭和继善，都是开口言事，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结果会有天壤之别呢?

　　可见，言官开口说话，是要讲究技巧的，并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人说的问题，只有和靖额揭发的满族举人仕途无望的问题，处理起来不会侵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相反还能惠及数量众多的满族人，因此非但没遇到阻力，官员们还会附和。而李仲昭和继善揭发的问题，官员考核不认真、冒领补贴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较量，是你胜我负的较量，必然会得罪大批人。其中的学问之大，非混迹官场几年不能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