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明知宦官专权的危害皇帝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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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专权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时代标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新。二是皇帝行使权力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现实需求。个人经力又无法将天下大小事请一把抓，只能分权给身边的人去管理。皇帝用人有三个原则，一是朝臣，二是宗室外戚，三是宦官。

　　朝臣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名正言顺，但朝臣不是自己人，皇帝很难对他们放下戒心;宗室就更不用说了，朝廷皇室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事请屡见不鲜。只有宦官是最让皇帝放心的，因为宦官是个不完整的人，其集团的特殊新，注定了宦官只能是效忠皇帝。

　　唐朝皇帝知道宦官专权的危害，却为何没有从根本上自理呢?

　　宦官是不会削弱皇权的，皇权强则宦官强，宦官们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不管唐朝宦官专权如何严重，皇帝照样对宦官宠信不衰。而朝臣，宗室外戚的种种行为也为宦官手握大权创造了好的条件和机会。

　　唐朝后期朋党争斗和官僚的投靠使得宦官势力得到极大发展。中唐以后，官员的来源大都来自科举考试和边塞将领入京为相，在政治斗争极其机烈的京城，这些根基薄弱的官员就会找政治势力来做靠山，以期达到巩固权势，升官晋爵，有皇帝身边的宦官为自己的势力说话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宦官也需要这些外朝的人士以达到扩大政治基础，排挤政治对手的目的。像中期著名宰相元载就是通过投靠大宦官李辅国向皇帝推荐，逐步取得皇帝信任而获得相位的。不过宦官专权骄横，夺去了许多朝臣的权势与地位，也引起了朝臣和宦官之间的斗争。

　　唐朝后期发生了多次“南衙北司之争”，在这期间，宦官凭着手中的军权，皇帝的宠信，发动了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一系列政变，使南衙势力大大削弱。南衙到了后期甚至连立皇帝这种大事都没有发言权，全凭宦官的意见。

　　中唐以后外戚宗室势力的衰微，也给宦官势力膨胀提供了大好机会。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具有一定的政务处理能力。

　　由于血缘关系，他们很容易与皇帝形成强大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些外戚内辅帝王，外控宰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请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外戚给皇权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宦官，而这些正是唐朝皇帝戒备的地方。

　　所以，外戚是绝不可能亲信的，只能是平衡朝政的工具。没了外戚，皇帝在宫廷中也只能依靠宦官，宦官势力正是通过皇帝信任而膨胀起来的。

　　外戚和朝臣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而混乱不堪的唐朝宗室内部，也让宦官得到大规模的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

　　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八柱国”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皇位继承受胡人“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影响甚深。

　　唐朝二十四位皇帝，嫡长子继位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皇帝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依赖暴力给唐朝带来的就是动荡不安，宦官久居内廷，对宫廷的任何事请了如指掌，还有往来导引，开关宫门，扈从侍卫之便利。如果宦官依靠政变拥立新君，新君在立足未稳，朝政大乱的局势下对宦官的依赖只会加深。

　　唐朝后期一系列糟糕的政治形态，导致皇帝逐渐丧失政治信心，沉湎于声SE犬马之中。而许多政务都要由皇帝最终拍板，皇帝疏于朝政，最高权力自然落入宦官手中。宦官还拥有皇帝赋予的权力，为了不让权力流失，千方百计的让皇帝沉湎与酒SE。一个胸无大志的皇帝，是宦官集团为了权力极力要塑造的模板。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虽对他多有不满，但又舍不得除掉他。就是因为他“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让皇帝衣罢不能。他的“固宠术”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皇帝玩弄声SE犬马，高高兴兴，乐此不疲。皇帝大权和享乐一样都少不得，所以，宦官专权的危害也就如应时而生的雨后蔓草，有了滋生的温度和土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