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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来晚清的历史走向看，强藩、权臣、后宫、间佞都不同程度的死灰复燃了，比如东南互保时各省与清廷离心离德，袁世凯尾大不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等，只有外戚和太监干政始终没有出现。

　　事实上，有清一代，外戚和太监始终没有形成气候，相比与历代外戚和太监们飞扬跋扈、作威作福，清朝的外戚和太监十分低调老实，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清朝统治者针对外戚、太监势力从思想、制度、法规等方面编织了一张严密的网，死死限制住了二者势力坐大。

　　今天，我们单论太监，看看清朝是如何全方位打压太监势力，并成功杜绝太监干政的。

　　一、思想意识上严防死守

　　满清入主中原后，鉴于历史上多次出现宦官干政加速王朝覆灭的乱象，尤其是明朝太监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太监窃国弄权持有极高的警惕新，历代皇帝都曾三令五申，严禁太监干预朝政，并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太监的行为，将干政消灭在萌芽状态。

　　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便出现了宫阉人员，但这时太监不成体系，直到入关接管明朝太监遗产，清朝的太监才成体系、成规模。顺治二年(1645年)，太监首领们还按照明朝的惯例，每次朝会，在文武大臣之前行礼(内监仍故明例，每遇参朝，行礼于文武大臣之前)。对此，摄政王多尔衮十分不满，下令“嗣后内监人员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剥夺了太监参与朝会的权利。

　　顺治十年(1653年)，随着宫内事务越来越多，顺治帝设立了太监衙门，即十三衙门。十三个衙门首领太监位高权重，其中乾清宫执事官称为“都管中堂大人”，地位与内三院大学士相同，其他各监掌监太监称为“部堂大人”，地位相当于各部尚书、侍郎。

　　为了防止太监势力膨胀，顺治帝于当年颁布上谕，规定：“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事之外，不需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结交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字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对太监的活动范围、社会关系、个人财产都做了严格限制。

　　皇帝打压太监的信号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还有些太监不开眼，往抢口上撞。顺治十一年冬，皇帝大宴廷臣，十三衙的太监们争先入殿参拜，超越了亲王班次，乾清宫执事官孟进禄在顺治皇帝面前，竟然自称“老臣”。户科给事中郝杰当场发难，历数各朝太监乱政之祸，顺治帝当即下令：朝贺大典，内监不得入班行礼。并将孟进禄等十三衙门掌监太监交刑部处理，太监势力遭受重创。

　　第二年，顺治皇帝下令铸立十三衙门铁牌，规定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以严刑峻法恐吓、制裁太监干政。

　　虽然顺治皇帝有力地限制了太监势力，但大臣们还是不放心，顺治皇帝病逝后，以鳌拜为首的满洲贵族势力立即裁撤了十三衙门，设立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把大内管理权力从太监手里夺了回来。(收阉官之权，尽归旗下)

　　此后，清朝历代君主都继承并发展了顺治皇帝的打压太监势力的思想，康熙皇帝曾多次声称“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太监不可假以威权，事发即杀之耳”，雍正皇帝规定太监官衔不得超过四品，乾隆皇帝也曾颁发谕旨，宣称“我朝家法，太监只供使令，从不许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嘉庆、道光下令在宫内各处张贴顺治铁牌上的“敕谕”，告诫人们“防范太监干政”要年年月月日日讲。

　　正是由于历代皇帝对太监干政防微杜渐，时刻保持警惕，并主动而严厉地对太监势力膨胀采取限制惩罚措施，使得清朝对太监的打压成了一种持续的惯新，太监无法获得皇帝的充分信任，始终被被隔离于皇权之外，所以很难形成势力集团。

　　二、制度设置上处处限制

　　打压太监势力，在思想上保持警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思想变成制度、进而落实到行动上。明朝初期，朱元璋也很警惕宦官干政，他做了一块铁牌树在宫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结果怎么样，铁牌被大太监王振给扔了。可见皇帝发发狠话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必须依靠制度形成对太监的长效制约机制。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为了方便办公，设立了专门管理太监的机构——敬事房。敬事房全部由太监组成，隶属于内务府，负责传达“大内一切事务”。之后，又在仪掌司配置66名太监，负责“承应一切事宜及传送敬事房发交文移”，此外，还在景山、西苑、雍和宫、西郊各园囿、热河行宫、帝后妃陵寝以及礼部、工部、太常寺等特殊部门配置了若干太监。

　　康熙除了复设太监机构之外，还规定了太监首领的官职和品级，如敬事房设五品总管1名、五品太监3名、六品太监2名等等。针对大臣们担忧太监借机干政，康熙皇帝是这样回答的：宫内使唤和传达命令，不能没有太监，我怎么会把权力让给这些人?(今宫中使令，无太监不可，故使之耳，朕岂肯以权假此辈)相比之前的十三衙门，敬事房在地位、规模以及职权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雍正时期，太监们的品级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乾隆登基后注意到太监势力发展过快，于是命人将有关太监的规定编辑成册，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国朝官史》一书编撰完成，该书对太监的名额、官职、职责范围都做了详尽的规定。

　　比如，敬事房设总管太监3名，其中四品宫殿监督领侍太监1名，四品宫殿监正侍2名，四品以下太监都有具体数额限制，其职责是根据皇帝命令办理宫内事务;乾清宫设置太监首领4人，太监24人，负责管理皇帝实录、圣训等具体事宜。乾清门设置首领太监2人，太监12人，管理各衙门摆设，早晚开关门，检查出入皇宫的大臣，呈报每天值守侍卫名单等。其他如上书房、御膳房、御花园、御书房、储秀宫、打扫处等几十处都设置了数量不等的太监，并规定了职责范围。

　　费大气力规范太监制度，不是为了提升太监福利待遇，而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太监。制定这些制度的出发点，首先是防止太监干政，其次才是更好地为皇室服务。所以，只要制度能够正常有序运转，太监就没有干政的机会。在这套制度下，太监被定格为供皇家驱使的奴仆，负责看家护院、照顾饮食起居。

　　此外，清廷独创的内务府机构，对太监势力能够起到有效的制约。内务府作为管理皇宫的最高机构，能够对太监出入门禁严格把关，防止太监与外人接触;其次，内务府负责承办宫内一切事务，事无巨细，无所不管，这就削弱和剥夺了太监的执掌和权力，太监们只能做些洒扫、传话、端茶送水等杂事。

　　内务府极其强势，太监的俸禄由内务府发放，太监犯了法由内务府惩罚，太监由内务府收录分配，平时还要接受内务府的训导管教。一旦有太监放飞自我，必然遭受内务府的暴击。乾隆年间，有太监在背后直呼大臣梁国治的名字，内务府大臣和珅知道后，勃然大怒，当即打了这个太监几十大板，勒令其向梁国治扣头认罪。光绪年间，内阁学士溥顾因迟到而被首领太监贺进喜责骂，内务府大臣福锟闻讯后对贺进喜严厉审讯，革去了其首领职务，杖一百枷号一月，分拨下贱处当差。

　　值得一提到是，清朝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由皇帝从满洲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中选拔的，或从满洲侍卫、本府郎中、三院卿中升补。这些人政治绝对可靠。至于影视剧中出现太监当内务府总管的段子，纯属胡编乱造。

　　在人数编制上，相比明朝动辄数万太监的规模，清朝的太监数量相对很少，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谕旨将太监人数规定在3300人，此后太监人数始终没有超过这个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宫内外所有太监加起来有2605人，比定额少了695人，缺编率达到21%。同治十三年(1874年)，宫内外太监总计1596人，比定额2500人少了904人，缺编率达36%，光绪末年，宫内外所有太监加起来也就2000人左右。

　　太监规模搞不上去，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清朝太监不好混，各方面被捏得死死的。

　　三、法规条例上严密详尽

　　自顺治时期起，清廷就制定了一些对太监行为过失而惩罚的规定，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近200年的发展，形成一整套专门针对太监的“处分则例”和“治罪条例”，这些则例和条例种类名目繁多、设计范围极其广泛、具体规定详尽而严密。太监们稍不注意，就会触犯相关规定，遭受处罚。

　　清朝为规范太监制定的条例有：《太监犯DU治罪条例》、《逃走太监分别治罪条例》、《太监和女子自戕自尽分别治罪条例》、《太监私藏军器治罪条例》、《太监偷窃官物治罪条例》、《逃走太监私投王公门下治罪条例》、《太监偷钓园庭鱼虾治罪条例》、《太监吸食鸦片治罪章程》、《各处首领太监处分则例》、《宫殿监处分则例》等等。以《各处首领太监处分则例》为例，条例共十六条，分为三个等次处分，对首领太监的职务过失和日常违纪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本不用担心无法可依。

　　除了上述条例之外，内务府也针对太监制定了50多条治罪条例。比如：凡有在宫中私藏鸟抢、火要者，一经发现，即行正法;凡是无故持刀进入宫殿、或者装疯、酗酒闹事的太监处以绞监候;凡是太监在宫内自伤者，处以斩立决;衣行自尽，经救活的处以绞监候;太监不许听戏、饮酒，违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口角斗殴，打六十大板;传小道消息、请假回来迟到等打二十到三十大板等等。

　　由此可见，在清朝当太监并不是一件好差事，着装、说话、走路、行礼都得谨小慎微，稍不注意就是一顿毒打，严重的直接弄死。忍受不了了，也不能逃跑，更不能自残、自尽，否则将面临责打、做苦力、发配黑龙江甚至死刑等惩罚。在这种请况下，清朝的太监们别说雄起了，连活着都是一种幸运。严刑峻法之下，连大太监也不能幸免。

　　同治年间的大太监安德海，深受慈禧太后信任。1869年七月初南下为同治皇帝采办龙袍，途经山东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随即以“太监不许出宫”(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是六品蓝翎太监，出行未携带任何公文，且没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祖制将其处死，并暴尸三日，安德海的随从太监也被处以斩绞或发配黑龙江。慈禧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事实。

　　大太监李莲英极受慈禧宠爱，慈禧为了他不惜违反祖制，赐其二品顶带。但李莲英有自知之明，身居高位却如履薄冰，对王公大臣礼敬有加，对下级宽以待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夹着尾巴做人。李莲英奉旨随醇亲王奕環检阅北洋水师时，为避免招摇，摘掉了二品顶带，换上平民装束，一路上竭力避免同文武大臣接触，老老实实呆着车里，晚上还亲自为奕環打洗脚水，其为人处世低调如此，可见清朝对太监猜忌防范之严。

　　所谓大太监李莲英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说法，都是后人臆测或文学杜撰，其中之辛酸苦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四、效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君主专制体制的顶峰，集历代“统治智慧”之大成。在这一大背景下，清朝宫廷各种制度已非常完善，太监制度作为宫廷制度的一部分，也发展到了纷繁复杂、系统完备的阶段。

　　相比前朝而言，清朝太监无论在行为举止、身份地位还是在政治权势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无法像前朝太监那样亲近皇帝、干预朝政，只能老老实实办理宫廷琐事，为皇家挥洒汗水。

　　整体而言，清朝虽然在非常时期出现一些比较有名的太监，如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但却始终没有出现太监乱政现象。从成功杜绝太监干政并能让太监效犬马之劳的角度来看，清朝的太监制度无疑是历代最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