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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和万历这祖孙俩，可以称得上是明朝历史上的两个奇葩皇帝。两人在后世人眼中，都不能算是个功载千秋的明君。嘉靖皇帝在位44年，他的孙子万历皇帝在位48年，都是20多年不理朝政。虽然被人们称之为昏君。然而祖孙两者的人生轨迹迥异，对明代历史产生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嘉靖是庶出，如果不是正德无后，嘉靖这辈子顶多只是个两湖地区的同姓王爷而已。所以，他的即位是非常幸运的。嘉靖即位之初，出于对朝廷政局的不了解和慑于朝臣集团的强大威慑力，做出一副勤政亲贤的样子来。待时机成熟，形成了拥护自己的小集团后，便拿“大礼议”对不服管教的大臣开刀。从这件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嘉靖对皇权的渴望十分强烈，绝对专制的衣望十分明显，手段也颇为果敢。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不好SE是少数，嘉靖追求长生不老仙丹，采用初女初潮经血，这对他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完整的人权，各种权益受到侵害是正常现象，老百姓只希望天下太平，吃饱穿暖，也就知足了。

　　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时期，基本形成了淘汰丞相，升格六部，由皇帝直接统领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集总统、总理、副总理、军队最高司令和最高大法官于一身。然而，皇帝经力所限，权力集中了却难以维系繁重的工作，所以让一些重臣充当皇帝的机要秘书，这些秘书品级不高(正五品)，但由于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文字功底和经史底蕴深厚，所以得到重用，这些人称为殿阁大学士，他们帮助皇帝应对各种奏札、题本，并拟定初步意见(票拟)供皇帝参考，使皇帝的批阅难度大大降低。这样，这些大学士就逐渐获得了参政议政权。而这些大学士往往有一个头目领衔，这个称为“首辅”的领衔大学士，就具有最权威的议政权。夏言、严嵩、徐阶等人，都拥有这样的权势。而他们与六部尚书的合作，以及部分尚书兼任大学士，使得总理、副总理的部分职能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大臣手中。因此，朱元璋和朱棣希望改变汉代以来皇帝垂拱，官僚集团总揽朝纲的局面，这种希望一厢请愿，TUO离了社会规律，难以成功。因此，有这样一套制度做保障，即便皇帝不理朝政，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出现太大问题，国家机器照旧正常运转，只不过运转的效率会慢慢降低，各种弊病会越来越多。

　　纵观中国历史，有作为未必是好事。由于祖制带来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使所有王朝中叶的改革都会面临强大的阻力，任何改革都会因为过于仓促和敌对压力过大而大打折扣甚至失败。在儒家理想的治国体系中，皇帝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王，把议政权和执行权放手交给贤能和具有公心的大臣，是管理国家的有效手段。

　　嘉靖带给明朝最大的幸运，是朝政所有的大事能由他一人说了算。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他就能做出几件像样的好事，比如平定倭寇，默许地方清丈土地等;当他头脑不清醒的时候，就躲在宫里炼丹，让能者多劳。嘉靖没有过多的思想障碍，他的一生中也没有什么心理音影，所以他的很多选择，看似招人鄙夷，实际很明智。

　　嘉靖留给隆庆的，不是一个太好的遗产，但也不能算差。因此，尽管隆庆好酒SE不理朝政，但比较务实的内阁大学士却能做出一些成绩，并通过渐进新的改革逐步增强明朝的国力(比如与蒙古和好，解除海禁，加强北部边防，继续清丈土地，治理黄河等)。

　　万历就要倒霉许多。刚刚出生的时候父亲还是藩王，总是受嘉靖猜忌，日子过得不痛快。父亲即位后十分放纵，给他带了坏头。他的即位风平浪静，只是因为年岁小，被李太后和张居正管束。尽管张居正搞改革不遗余力，但他个人生活的不检点，这与他教给小万历的圣贤之学和对万历的严格要求大相径庭，真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所以，当张居正死后，万历就采取对张居正后人打击报复和怠工不上朝，来作为对朝臣集团的报复。而实力派大学士徐阶、高拱，特别是张居正的下台，使得官僚集团胆战心惊——原来贤能的下场也是这样!于是他们不敢放手有所作为，大量国家政务被耽误，国家机器运转效率直线下降。

　　而万历年间，明朝面临了两个大难题：财政危机和东北危机。张居正积累的财富很快被低效率的国家机器折腾殆尽，国家造血能力显著下降;建州女真的兴起成为明朝的劲敌。万历本人因少年生活的波折而带来的变态心理，使他无法恰当的处理后宫的关系，郑贵妃干预太子问题而引发的明末三大案，便是他在此方面无能的表现。后宫的混乱为宦官干政创造了条件。由于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在太子问题上险些违反祖制，导致他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不可调和，一部分官僚索新组成不同的集团，为着类似这样的事请的是非而争论不休。后宫混乱，宦官干政，官僚争权，这为明朝政治的总崩溃埋下了祸根。

　　因此，尽管都是昏君，但嘉靖是幸运的，而万历是不幸的。历史允许嘉靖怠政，但当万历也如法炮制之后，历史便抛弃了明王朝。到最后烂摊子交到崇祯手上，纵使崇祯有心重振旗鼓，但却是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