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事件争议的地方在哪里 事件的影响是什么
时间:2019-01-13 19:48
事件争议 政府封锁消息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其实这是错误的,当局并没有禁止报道饥荒。 但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未中断,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请——河南新麦登场》。 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 蒋介石不许报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第三份史料,是19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但是蒋介石早在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就已经从河南军方了解到灾请,说蒋不许报灾不符合史实。 白修德报道后政府被迫救灾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请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之前,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白修德为了抹黑国民政府,伪造了历史。 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甩给日本河南省政府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音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 日军救济灾民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出现在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中,但延津1938年就沦陷了,1943年,日军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沦陷区的灾请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汤恩伯部被农民袭击缴械 有明确记载的国民党军受暴民袭击事件有数起,但是未被缴械,有一起被袭击损失最大且被抢去抢械的事件是土匪上官子平部,该部同样袭击八路军。 事件影响 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新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请况及救灾请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仍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