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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危机，机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们加紧争夺世界市场，互相转嫁危机，并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德国、意大利、日本对内发展军事工业，扩充军备，对外加强贸易和掠夺。这三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强化对人民的统治，建立起法西斯独裁恐怖制度。1922年法西斯主义的首创者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起法西斯统治。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建立了法西斯独裁制度。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在经济危机中制造事端，发动侵华战争。1936年3月广田弘毅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阀的支持下组阁，建立起法西斯独裁政权。德、意、日三国借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益受损或分赃太少，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1935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1936年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还准备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正在日益B近。

　　面对世界法西斯的严重威胁，1935年7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在中国国则应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法国在1935年5月建立的人民阵线后曾一度执政，粉碎了国内法西斯政变的音谋，沉重打击了欧洲法西斯势力。1936年1月建立的西班牙人民阵线于同年2月在议会选举中获胜，7月间镇压了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叛乱。8月，德意法西斯公然进行武装干涉，苏联、中国、法国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道浴血奋战，直接打击德意法西斯势力，从而使西班牙内战开始具有国际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告期淋央中1935年5月，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中国方面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

　　6月7日关东军、驻屯军分别集结部队，以武力相威胁。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为此举行秘密谈判。6月9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撤退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第五十一军和中央军第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撤走宪兵第三团、取缔妨害中日两国邦交的秘密机关、禁止中国国内的排外排日等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何梅协定》，它使中国丧失了在河北省的主权。日本侵略者在控制了冀、察两省后，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10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

　　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在河北香河唆使汉间暴乱，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又指使国民政府河北省蓟密区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塘沽协定》划定的停战区内冀东22个县为辖境，TUO离中央政府。在察北蒙旗，日本侵略者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军头目李守信成立“内蒙自治政府”为了迁就日本关于华北“自治”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在12月上旬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些亲日派人物被日方趁机安擦进来。该委员会是在日本的B压下而设立的，名为国民政府设置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带有特殊新。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在华北加紧经济侵略。日本驻华使馆强调中日“经济提携”，在华北各地进行经济调查。驻屯军司令部也为此设立了经济顾问部。1935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改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并由“满铁”在天津设立兴中公司，“开发华北经济”从此日资迅速渗入华北的铁路、航空、矿山、轻工业、商业，并形成垄断。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日益猖獗，中国海关收入急剧减少，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关税损失高达2500余万元。日本的经济侵略严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受到很大损失，也不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

　　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大胆的运用广泛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红一方面军在MAO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于19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同日军直接作战。阎锡山调集军队顽固阻挡红军前进，蒋介石调集10个师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攻击陕甘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指派代表于2月27日到陕北同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抗日问题，接通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年多的联系。

　　为了表明避免内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5月初抗日先锋军全部撤回黄河西岸。5月5日，MAO泽东、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中共的反蒋抗日政策已转变为B蒋抗日政策。然而蒋介石在红军回师后，仍调集16个师零3个旅，准备大举“进剿”陕甘根据地。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至7月底西征部队在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宁夏盐池、豫旺、同心城等地俘获国民党军人抢各2000余，开辟了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纵横400里的新根据地。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批评了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要求必须彻底改变，并郑重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大目标下结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新，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全党发出《关于B蒋抗日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B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至此，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B蒋抗日的重大政策变化正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