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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午兵变在当时被认为是一起叛乱事件而被否定，朝鲜高宗曾表示：“……六月之变，失信邻国，贻笑天下。国势日以岌嶪，赔款至于巨万，宁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国，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尔等思之，其失在谁?” [45] 在当代，朝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主体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并高度肯定，将其上升到“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的高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下卷)这样评价道：“朝鲜人民通过这次士兵起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卖国的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经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阶级的觉悟。”1982年，即壬午兵变爆发100周年之际，朝鲜历史学家李钟贤在朝鲜《历史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壬午兵变“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极端腐败堕落和日本侵略者的横暴干涉而日益机化了的社会与民族积愤的大爆发;是开港以后，穿着军服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为打击封建压迫、保卫民族主权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参加暴动的军人通过给予日本侵略者和闵妃反动统治集团以巨大打击来摆TUO封建和民族的奴役，保持人的尊严，从而表现了自己坚定决心和意志。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先进思想和正确战略战术的指导，以致军人暴动没能击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攻势，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还对壬午兵变中的大院君评论道：“大院君在遇到决定自己政权命运的危急请况时，不是采取打退外来侵略势力的有效措施，而是打算依赖封建中国的势力来击退日本的侵略音谋。……大院君的被绑架，是他想依赖大国来维持自己统治权力的事大主义所产生的悲剧新结果。这一事件是一个历史新论据，它表明一个人如果搞事大主义，就要像大院君那样变成一个傻瓜。”

　　韩国史学界则对壬午兵变的评价并不是那么高，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称呼沿袭了带有贬义的“壬午军乱”(????)。韩国史学界的主流将壬午兵变作为“开化与守旧的冲突”之一环。代表韩国官方观点的《韩国史》写道：“壬午军乱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底层民众展开的抗争，因此尽管是暂时的政权更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壬午军乱对当时朝鲜所处的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并指出：“城市下层民众的抵抗运动并没有发展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变革运动，而只是停留在依赖保守的大院君政权的层面上。与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与改革案的运动相比，(壬午军乱)只在破坏中世社会体制方向上发挥了作用;虽然显示出短时间推翻政权的强硬力量，但与近代社会体制形成的契机相比，(壬午军乱)只是促进中世社会体制崩溃、解体的运动。”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则认为壬午军乱打断了高宗推进的开化政策，“军乱的漩涡中兴奋的军人火烧了日本公使馆，乘这个机会日本对朝鲜实行强压政策。……中国以搜捕主谋为由派遣军队，实际上它不想让逃出其影响圈，反而要使朝鲜成为中国的属邦。军乱造成了一下子多出两三个甚至更多敌人的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与君主高宗和辅佐他的官僚们的期待完全不同。”朝鲜和韩国之所以会对“壬午兵变”有这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朝鲜是站在革命史观的立场，而韩国则是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日本最初称这次事件为“朝鲜事变”，后来由于朝鲜的变乱实在太多而改称“壬午事变”。日本认为壬午兵变不仅是朝鲜政权的内斗，更是一次类似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排外烧乱，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尊严，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现今日本对此事件评价较为中肯。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鲜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国神社。

　　中国近代著名评论家王芸生评价壬午兵变说：“中日之战，一以韩乱为导火线，而光绪八年之旧党犯阙，为韩乱之初作，亦即中日战争之序幕。中国于此一幕，以敏捷之手腕，勘平韩乱，与日本未成正面冲突。然自此中日两国各驻军于朝鲜，成露刃对立之局。且以中国屯兵监政之故，使日人得以自主独立之说构煽朝鲜君臣，因有光绪十年甲申之变，因而演成甲午之战。论者成以此役为中国之胜利，而不知其即马关结盟之种因也。故此役关系近代中国之命运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