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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谓的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

　　早在1946年底，就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B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随着B、供、信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凑巧的是，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人来策反，就是高树勋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接着，军区个别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后来，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我军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一个负责同志下了结论说：“郝鹏举(徐州警备司令，先起义、又叛变)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继续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请况报告给中共中央，MAO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把高树勋在万分危急的请况下保了下来。

　　这期间，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队，策动高树勋部起义的共产党员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了起来，五花大绑被送到神泉训练班，B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坚决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打、背铐56天。

　　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被放出来。

　　二、当事人的回忆录

　　当时就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几十年后，在《初到解放战争前线》这篇回忆录里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到达长治市。长治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业发达，市面繁荣。适逢春节，人来人往，鞭炮不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据说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的房子。头天住下，第二天黄杰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阵子。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向南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上党地区空虚。我刚刚上任，就接到报告，说高树勋部拟利用我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带部队过黄河，投靠蒋介石。该部起义后，我军曾派了一些政工干部去工作，普遍开展下层的翻身运动，撤换反动军官，发展党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高树勋在一些上层反动军官及特务的包围下，对我离心离德，并与国民党军统洛阳站取得联系，秘密召开反动军官会议，加紧进行叛变的准备。经请示中央和刘、邓，我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员带领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师的反动军官，接着包围高树勋总部及住宅，经战斗，高被解除武装。连同该部一军、二军的高级反动军官，一并送来军区司令部，听候处理。高树勋起义有功，与坚持叛变的反动分子不同，故中央采取宽大政策，只让我们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留军区工作。这一事件的顺利平息，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措施是正确的。

　　——徐向前是参与直接处理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刘邓远征，中央局和军区是薄、徐、滕负责。这三人是当事人，回忆具有价值。

　　老警卫员杨万聚讲述《开国元勋滕代远往事》说：

　　1947年初秋的一个深夜，明月已升到当空，银白SE的月光洒满河北冶陶镇，人们早己进入沉沉的梦乡。

　　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就住在这个镇一个普通的农家四合院里。

　　此时已是后半夜二三点钟，警卫员杨万聚安顿好滕副司令员在北房睡觉后，就回到西房值班室。他跟着首长忙碌了一天，实在太困了，把桌上的煤油灯光拧小，准备趴在电话机旁打个盹儿。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机的响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杨万聚一把抓起耳机，只听对方急促的声音：“我是太行军区，找滕副司令有紧急请况报告!”

　　“首长刚睡下。”杨万聚压低声音说。

　　“请况万分紧急，高树勋的起义部队要逃跑!”

　　“稍等，我马上叫醒首长。”杨万聚刚走出房门，只听“嘎吱”一声，北房的门开了，刚刚入睡的滕副司令员已走出了房门，他被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怎么回事?”滕副司令员急切地问。

　　“太行军区报告，说高树勋的部队要逃跑。”

　　滕副司令员一听立即返回北房，抓起电话就对总机说“把太行军区的电话转过来。”

　　滕代远从电话中得知，高树勋的起义部队准备TUO离我军，要逃到还没有解放的安阳、新乡。滕代远当即果断地说：“要千方百计稳住高树勋，对少数顽固分子可以就地控制起来。等我到后再处理。”

　　紧接着，滕代远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连夜研究了处置方案。次日天刚亮，滕代远就带着一个警卫排，乘坐一辆中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紧急赶往高树勋部队驻地。滕代远到达高树勋部队驻地时，太行军区已经采取措施，高的部队稳定下来了。

　　滕代远代表军区宣布，高树勋的原班人员解散，排以上干部全部到济南军政大学学习。高树勋和其夫人，由滕代远陪同回到了武安冶陶镇。

　　三、客观分析，双方都心存芥帝，当属擦抢险走火

　　高树勋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但在民主建国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请推向了极端。

　　所谓的“民主建国军叛乱”，当时正值晋冀鲁豫主力部队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请报说，高树勋部正是打算利用晋冀鲁豫根据地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如果从当时的形势看，对一些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把近千名排以上干部关押审讯，并搞B、供、信，显然是错误的。

　　在神泉训练班里，审问人员让大家学习他们编写的《抢救失足者手册》，强迫大家承认参加了高树勋组织的叛变，采取吊打、有供等恶劣手段，搞了很多假口供，冤枉了很多人。

　　过了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了一些人对民主建国军“叛变”的事进行了调查，结果不了了之。半年多后，高树勋终于解TUO，开始参加工作。

　　四、“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的最后结论

　　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纪念大会，以这种方式给予平反。1983年10月30日，纪念会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受中央委托，专门前往参加会议。

　　当时曾经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薄一波，也给大会发来了贺信：“由高树勋将军率领组建的民主建国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建国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了贡献。 ”

　　1989年11月20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切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