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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纾的学术主张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SE，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新，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衣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新，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经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如何评价林纾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中肯的评价。倘若林纾能在翻译创作盛期用白话文翻译小说，将会有更多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读到外国文学。

　　林纾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大的教席，从此经济请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